【文/住展雜誌】城市規劃是一件超前部署的工作。疫情為社會帶來巨大衝擊，卻也給了我們一個契機，思考我們的城市還需要什麼。後疫情時代的城市不談隔離，反而看重人與人的重新連結……
今年五月中升溫，在同月底達到新增確診案例數高峰的Covid-19疫情，延燒數月，大規模地改變了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，原本透過面對面社會互動而有的經濟活動，一度被迫緩下腳步，或轉而透過數位工具輔助、維持運作。城市中，不少人群、商家、公司行號，也在這段時間大受衝擊。
生活面臨巨變，我們對城市的需求、看待城市的方式，也有了變化。來到疫情較緩、但隨時都有可能再升溫的後疫情時代，我們必須開始反思：「我們該如何設計出一個能『與風險共存』的都市，避免各種危害造成過大衝擊，維持城市正常運作？」這個問題的答案，牽涉到城市空間的重新設計，以及城市治理政策的重新思考。
疫情改變民眾的既有生活模式，城市也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樣貌。
不只回到日常 更需長期戰略
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李永展長期關注城市永續發展，他認為，我們雖然能透過「防堵」的方式來暫時渡過Covid-19的中短期挑戰，但是疫情的不穩定性卻也讓我們看到：各種危害隨時都有可能以各種形式找上門，挑戰我們的生活。除了防堵，我們更要防備。
面對危害，過去人們通常是以「反彈回去」（bounce-back）的方式來應對，李永展說：「簡單而言，就是兵來將擋、水來土掩。」這樣的作法，一般都把焦點放在「回到日常生活」；然而，面對隨時可能降臨的各種風險，李永展認為，我們的城市規劃還要納入「與風險共存」的長期戰略，這是一種「反彈向前」（bounce-forward）的思考。
在長期的「戰略」上，李永展認為主政者應該制定考慮到各方面應變能力的永續發展模式。只是，我們如何發現可能的風險，並且想出可行的防範措施？他指出，在災害期間，透過對於各種「臨時應變措施」（他稱之為「戰術」）的實踐及觀察，我們能指認出長期的可行策略。
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李永展認為，疫時快閃的自行車道，有機會成為長期城市規劃方向。
例如，許多城市如紐約、柏林、墨西哥城，因應疫情，都開始了「快閃自行車道」（pop-up bike lane）運動，運用快速、低成本的方式，劃設臨時的自行車道及交通號誌，減少公共運輸內的群聚。這些自行車道雖然多是暫時的，但加入對未來風險防範及城市永續的思考，也有政府部門開始評估效果，考慮永久設置。
也就是說，我們可以從一次次短暫的行動、實驗裡，找到長期的發展策略。突如其來的危害，能讓人群及都市設計者重新思考「我們的城市還需要什麼？」，而因應危害發展出的「臨時應變措施」，則可以作為都市發展對策的參考。
一刻鐘的城市 把人拉回社區
關於「我們的城市還需要什麼？」，除了前面提到交通運具的多樣、分流需求之外，也有不少專家強調，城市不能只有寥寥幾個市中心，而應該要有「多個中小型中心」；而且，每個中心都要能夠達到某種程度的自給性。
與晚近才因「永續性」議題而開始討論「緊湊城市」的西方國家不同，東亞、東南亞的許多城市，早已經是「高乘載」的狀態了。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黃麗玲說：「台灣集合化、高層化的都市規劃及居住型態，對於疫情期間社交距離的維持，形成很大的挑戰。」
在疫情的衝擊下，許多人口密集的城市，如亞洲的首爾及新加坡、澳洲的墨爾本、歐洲的巴黎，都重新再將過去曾經討論過的「十分鐘、一刻鐘、二十分鐘生活圈」搬上檯面，主張城市應該要有多個走路、騎自行車就能滿足生活所需的中小型生活圈。不過，為什麼這樣的都市空間規劃，會成為後疫情時期的趨勢？
李永展表示，城市中如果有許多點狀散布在各處的必要設施，如飲食、娛樂、教育等，那麼即便疫情嚴峻，人們仍然很容易能在家附近取得必要的服務，不需要集中到市中心。他將這樣的空間規劃稱為「分散式的集中」：不同於單點的市中心，多點分散的中小型生活圈，小區域內就能自給自足，且能減少不必要、高風險的聚集。
不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「分散」、「自給自足」並不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「隔離」，黃麗玲談到法國巴黎市長安妮．伊達戈（Anne Hidalgo）的「一刻鐘城市」構想時，提到：「這種空間規劃減少了我們在城市中行動的旅次，但是卻也讓人們轉而回到、且更關注自身所居住的社區、鄰里。」回到社區，反而有機會讓人與地方的關係、人與彼此之間的關係，更加緊密，成為社會韌性的基礎。
談到後疫情時代的城市發展，翰昌廣告董事長陳麗鳳也指出，「人」是很重要的關鍵：「談都市設計不能只談空間，也要談『人』；我們以為疫情讓大家隔離、沒辦法幫到彼此，但這段期間我們看到更多的，反而是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共好，城市能夠互助共好，才能一起走過困難、變得偉大。」
翰昌廣告董事長陳麗鳳強調，人群的互助共好，是城市發展的基礎。
城市數位轉型 勿讓弱者掉隊
如何導入數位科技，讓城市的管理更加完善、市民生活更加便捷，也一直是都市設計領域中的熱門議題。在這次疫情中，我們能看到數位科技的應用，讓城市生活變得更加便利。透過各種技術，我們的城市似乎正在逐漸成為一個不用出門，也可以完成日常工作、滿足生活所需的便捷城市。
Covid-19帶來的問題，城市以「數位科技」做為其中一種解方：生活在雲端，能夠避開實體世界的染疫風險。因此，我們的生活被迫變得「更數位」，以維持日常活動。
我們從上班、上學，到飲食、採買，都更加仰賴手機、電腦、網路等數位工具。這讓我們在疫情下，仍然能勞動、仍然能過活，同時，也不致太過孤獨；並且，我們也能預見，在疫情問題淡化的未來，擁有這些工具及技能，我們還可以活得更加舒適。
疫情期間的城市是一個實驗場，讓「更智慧」的城市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。不過，在數位基礎建設還不足夠——並非每個人都具備數位能力、擁有數位工具——的狀況下，這樣的「實驗」除了讓我們看到更好的生活，卻也讓我們注意到它對於特定人群的排除。
在台灣進入三級警戒後，擁有數位能力的民眾，很快地就能從實體生活轉為線上；然而，這樣的生活模式，卻使都市中的數位能力、工具不足——通常伴隨著年紀較長、經濟狀況較差等特徵——的群體，明顯變得孤獨、且欠缺資源。
除了個人之外，一些小店跟不上「數位科技」這個解方（如使用餐點外送平台、無接觸支付），也在疫情中被淘汰。
黃麗玲認為，城市裡既有的社會差距及不平等，在疫情期間更被凸顯出來，如果我們回頭關注城市裡還住著各式各樣的群體，就會明白：「每個人對於城市的數位化轉變，會有很不一樣的反應。」
如果我們只用「跟不上」、「適者生存」的角度理解這件事情，而未提供應有的幫助及基礎建設，各種樣貌的人群，以及各種風味的店家（小店、老店、新店）就會很難生存，城市的多樣性也會因此被抹除。
城市生存困難 還須政策介入
在疫情期間，我們也看到許多人因為既有資源的落差，而陷入更困難的處境，學者認為，這些也都在都市規劃的戰略範圍內。
以居住問題為例，黃麗玲指出，城市中有許多人住在條件不良的住屋之中，這些住所通常是狹窄、壅擠，而且聚居的。在疫情爆發之後，有些居住在這類不良住屋的群體，反而為了避免染疫風險，重新回到街頭開放空間、再度成為露宿者。
此外，不少店家過去其實承受著高房租的壓力，利潤十分微薄，在疫情危機到來、收入短少的時候，店租就成為使小店倒閉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無論是對於個人，還是對於店家，其實國內外都有民間力量互助的案例。例如去年疫情發生時，德國就有民眾發起「購買券」運動，透過「預購」未來餐點，讓社區店家有資金能夠支付房租，在疫情期間生存下去。
即便有民間力量自發性援助店家，黃麗玲仍然認為，疫情凸顯的個體居住、店家生存問題，是讓政府重新審視社會中高租金、低居住品質問題的契機。「合理的租金能夠塑造城市中的多樣化經濟，」黃麗玲說：「租金的可負擔性議題，應該在此時重新被審視，政府也應該提出政策變革方向。」
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黃麗玲指出，政府應審視高租金問題，維持城市多樣性。
後疫時代城市 人群更要連結
人口的聚居、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，一直以來都是城市的基礎。近一年多來爆發的Covid-19疫情，對城市的本質形成巨大挑戰，人與人之間的隔離形成，彼此之間的互助似乎減少。但是，在城市中，人類不可能、也不應該完全被隔離阻絕。
李永展認為，後疫情的「新地方」，「應該具有溫暖、安全、穩定、復原、解放與自由的潛力。」面對未知的風險，我們需要的「後疫情時期都市設計」，不是將人隔開以避免風險，反而應該更便於連結、更包容彼此。
因為，維持城市、社區中穩定的人際互動及社會網絡，提高地區的社會資本，城市才能擁有足夠的社會韌性，在突如其來的災厄降臨時，開放真誠地討論對策，並團結一心地面對困難。
